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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孤灯话,大梦春秋133

2019-10-03 17:17

公元前496年,孔子离开卫都西南行,目标或许是太行山以西的晋国。

铁之战后,赵氏对范氏、中行氏的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的阶段。而在这之前,还有一段插曲。

前面说过,《论语》的后五篇内容驳杂,来源不可靠,有很多章节真伪难辨。比如1705和1707两章,崔述便认为其所记载的根本不是事实。因为1705章记载的公山弗扰召孔子一事与堕三都相关,所以兄弟就把对这两章的分析附在“堕三都”一节之后。

这是一趟充满恐惧和不安的旅程。

《史记·孔子世家》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述,晋国内战时期,赵氏攻打中牟,范氏驻守中牟的邑宰佛肸据邑反叛。因为赵氏喜欢举贤的人,所以佛肸想投其所好。恰好当时孔子正在卫国流亡,有点快混不下去的意思,佛肸就想召请孔子仕赵,以便提高自己在赵氏中的地位。收到邀请后,孔子准备前去,子路就反问他,说一个人亲自做不好的事情,君子不去他的地方。如今佛肸亲自以中牟叛变,您却要去往中牟,这是为什么呢?

170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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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又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总要有一个地方来施展我的抱负才行啊。”

畔:同叛,两个字同音假借。

太行山

说完这些,他就准备去往晋国去见赵鞅。但刚走到黄河边上,就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于是就慨然长叹说:“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也就是说,因为窦鸣犊、舜华的见杀,孔子决定不再去找赵鞅谋职了。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前一个“之”是助词,表示倒装。后一个“之”是动词,适也,前往某地的意思。这句话的正常语序是“何必之公山氏”,将公山氏放在前面是为了表示强调。

行过匡地(在今河南省长垣县境内)时,孔子一行遭遇到了危险——匡人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大有杀之而后快之势。

子贡不解,就问道:“老师您这又是什么意思?”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施展抱负吗?连佛肸的过错您都能容忍,怎么就独独不能容忍赵鞅犯错呢?

徒:空也,如徒然,徒劳。

匡本是卫地,后来被郑国夺走,公元前504年二月,鲁定公姬宋与阳虎、季孙斯、仲孙何忌伐郑所取之匡地,即是此处。那次取匡之役,阳虎不仅对季孙斯和仲孙何忌呼来喝去,好不威风,而且还大肆欺凌匡人,令匡人怀恨在心。

孔子回答说:“窦鸣犊、舜华这两个人,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年赵鞅还未得志的时候,是依靠这两人的帮助才得以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卸磨杀驴。我听闻——若是你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会再来;涸泽而渔则蛟龙不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栖——君子讳伤其类也。鸟兽见到不义的行为也知道避开,更何况我孔丘呢!”

东周:不是今天所谓的东周西周,而是“兴周道于东方”的意思。

孔子一行之所以被匡人围困,纯属误会,因为他和阳虎长得比较像,匡人以为仇人阳虎从此路过,故而围之。混乱之中,孔子有口莫辩,只能仰天而叹:文王死后,传续文明的责任就落在我肩上了;若老天要断绝文明,我没有办法;若老天不欲断绝文明,匡人又能奈我何?

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赵范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双方交战激烈,一城一池的拉锯往复也是常有的事。佛肸能够以中牟叛范氏,窦鸣犊、舜华或许叛于赵氏也未可知。但相比于战事的进展,孔子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能不能得到赵氏的认可,赵氏能够容忍公孙尨、佛肸叛范,却不能容忍窦鸣犊、舜华,似乎说明赵氏更加注重政治利益,对于窦、舜的贤能并不看重。孔子就此认定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容于赵氏,即便是去了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拒绝去见赵鞅。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孟子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就是“陪臣执国命”,是使天下无道之乱源。这样一个乱臣贼子,召孔子,孔子居然想要去,子路阻止他,还振振有词,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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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回佛肸叛范的事情。中牟是隶属于邯郸赵氏的城池,邯郸氏叛离赵氏,中牟自然也落入叛军之手。韩非子曾引用晋平公的话说,中牟是晋国的股肱、邯郸之肩髀,是护卫邯郸的重要屏障,可见其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齐卫伐晋的夷仪之战时,卫军奔袭五氏,中牟便是必经之地。当时赵氏在中牟驻有一千乘兵车——千乘之国已经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规模了,而赵氏光在中牟一地就驻军千乘——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

后来的学者为了将这一章讲通,为孔子寻找了很多理由。有的说,《左传》中费宰写作“公山不狃”,与《论语》中的“公山弗扰”写法不同,二人实非一人。其实,史书上同音不同字的例子多了去了,不能因字不同就说不是一人,这与阳虎写作阳货是一个情况。

孔子像

如此重要的一个重镇的重新回归,可以说也是打破双方僵局的一个关键。这件事发生的节点,按照一般的推测应该就在战争的第五年(定公十九年,493BC),卫灵公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说,在铁之战前,赵氏对于邯郸的进攻击已经取得了突破。而铁之战又切断了国外支援邯郸的交通线,更是对东阳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还有的说,这件事确曾发生过,公山弗扰以费叛时确实召过孔子。当时孔子认为,公山弗扰叛的是季氏,并不是鲁君,而孔子的主张一直是张公室、抑三桓,所以孔子之所以要去投奔公山弗扰,只是想要借助他还打击三桓,使鲁君重掌国政。

他既是在感叹命运之艰难,也是在为自己祈祷。

与此同时,在铁之战后,赵氏联盟中一直与赵鞅有龃龉的智砾去世了,赵鞅得以升任中军主将,在晋国国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使得他在战争中可以从容地调配各种资源,而不必受到智氏的牵制,后方有了坚实的保证,对于战争的速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局势顿然就变得明朗起来。

有的甚至从文字上作文章,这一章里的“召”字前面没有主语,所以召孔子的并不一定是公山弗扰,而应该是季氏。

所幸最终误会解除,孔子得以毫发无伤地离开匡地,继续西行。

因为铁之战给他带来的启示,让他认识到切断对方补给,对于战争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决战阶段,他在对待内敌和外部联盟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内,赵鞅集中全部火力对其进行猛攻;而对外,则主要是切断外部对范氏的粮草供应,至于国外势力深入内地的骚扰行动,则完全放在次要位置。

如此种种,都是意在为孔子辩护。

行未及远,孔子收到了一份邀请函,来自晋国赵氏之私邑中牟。中牟在卫、晋两国接壤处,其邑宰佛肸闻知孔子在卫而不得用,已然出卫都而去,所以多方访求,觅得孔子所在,特意遣使前来,邀请孔子前往中牟辅佐自己。

如王室的刘文公长期向范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赵鞅就派人到成周问罪,周人惧怕赵鞅,就只好杀掉了刘氏的谋臣苌弘向晋国解释。——据说苌弘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就连孔子都对其赞叹有加,苌弘因赵氏逼迫而死,让不少人都为之感到惋惜。当时人因感念其忠信,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就是“苌弘化碧”一词的来源。

也有人认为,这一章所记绝非史实,崔述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并有过精辟的分析:

此时已是公元前496年中,晋国刚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内战——此前一年,晋六卿火拼,士氏、中行氏与邯郸赵氏联手攻击赵氏宗主赵鞅,围赵鞅于晋阳,但随后智氏、韩氏、魏氏与公室联合,帮助赵氏发动反击,最终将士氏和中行氏击败,士氏宗主士吉射和中行氏宗主荀寅逃亡朝歌。

戚邑、中牟等交通重镇也被赵军占领,国外势力支援范氏的交通线严重受阻,而范氏所急需的粮草又被赵军截获,这让东阳方面顿时陷入困境。但齐国并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打通支援邯郸的补给线,在战争进行的第六个年头(定公二十年492BC)春,齐景公联合了卫国派兵包围蒯聩所占据的戚地,并求援于中山,意图从南北两面牵制赵军注意力。

依据《左传》,公山弗扰以费叛,发生在定公十二年。季氏将堕费,此时的费宰公山弗扰便公然叛,帅费人袭鲁。当时的孔子正为鲁司寇,定公和季氏对其信任有加,堕三都完全是由孔子主导,公山弗扰恨他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去召他呢?即便召他,孔子也断然拒绝。

朝歌距离佛肸所据的中牟,不过数十里。佛肸作为赵氏家臣,理应协助赵鞅攻打朝歌。但佛肸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趁局势动荡、情势未明之际,公然叛赵氏,据中牟而自大,恰如鲁国公山不狃之于季氏。

但赵鞅对于这些次要目标并不理会,而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范、中行氏身上。十月,赵鞅再次包围朝歌,大军驻扎在朝歌城南。此时朝歌城内因为缺少粮草,无法固守,失陷已成定局。中行寅为求突围,便集中兵力攻击城南的赵军,以威胁其大本营从而调动赵军主力。待赵军集结至城南时,城外的接应部队趁势攻击北门的赵军,进入朝歌,随后又拥着中行寅从北门突围而去。

而且,公山弗扰不得志于季氏,便与阳虎勾结,之前阳虎作乱,背后就有公山弗扰的支持。受这样一个小人任用,能有什么作为?孔子竟然会说能“为东周”,能兴周道于东方,这不是笑话吗?就是才智平庸的一般人也会明白这一点,更不要说孔子了。太史公也觉得这件事有诸多不通之处,所以将它前移到定公九年。《孔子世家》上说:

当年公山不狃向孔子发出邀请时,孔子曾经动了一下心,如今面对佛肸的召唤,他又一次显得犹豫不决。既然在卫国没有机会,到中牟去试一下又何尝不可?孔子此时的心情,或许一如当年他打算投奔公山不狃时——他不是要去帮助佛肸发展壮大,而是要借助其势力,削弱卿族,强大公室。

朝歌是范、中行氏对抗赵氏的重要据点,朝歌的陷落,意味着范氏、中行氏失去了其根本,也就无法对赵氏形成威胁了。此次的战事使得范氏和中行氏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赵鞅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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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支援范氏、中行氏为乱的国际势力并不希望晋国的内乱就此消弭。到第七年(定公二十一年,491BC)七月,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救援范氏,包围五鹿(河北大名东)以声援邯郸的赵稷。赵鞅对此并不忌惮,九月,大军包围邯郸,经过两个月的战斗,邯郸城破,赵鞅拔除了东阳的又一个根据地。中行寅再次出逃,投奔到鲜虞,赵稷则逃奔到临地(河北临城西南)与等待齐军接应。

假使真如太史公所言,这件事发生在定公九年的话,那么新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公山弗扰以费叛是在定公九年,那鲁人为何不征讨呢?叔孙氏的郈邑反叛,几个月之内就两次围攻。为什么费邑反叛,竟然四年之间没有应对措施,直到定公十二年才开始行动?而且,《左传》记载,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若公山弗扰果真已在定公九年就反叛了,则当时费邑已不再为季氏所有,邑宰公山弗扰又怎会在定公十二年季氏要堕费时再起兵叛乱呢?

汤阴湿地公园

齐将弦施接到赵稷后,就拆毁了临地的城墙,以防止晋军占据把守。随后又安排国夏出兵,占取了邢地(河北邢台)、任地(河北任县东南)、栾地(河北栾城赵县一带)、鄗地(河北高邑柏乡县一带)、逆畤(河北保定一带)、阴人(不详)、盂地(山西黎城县吾儿峪)、壶口(山西长治东南壶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扰乱了赵军的部署,他们也就趁乱会合鲜虞,把中行寅送到柏人邑(石家庄以南,河北隆尧县西南)固守。

《孔子世家》又在定公十三年引用《左传》定公十二年所记的这件事:

又是子路拦住了孔子。

齐国出动大军一路攻取了晋国东部边境的一系列关口,可以说是齐国对晋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范、中行氏争取了一线生机。他们打算以柏人为根据地,继续抵抗。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赵鞅再稍作调整之后,并没有理睬周边的失地,而是又迅速集中火力对付内部的对手,重兵包围柏人邑。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子路说:您曾经说过,“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而叛,您却想去,这算怎么回事?

到战争进行的第八年(晋定公二十二年,490BC)春,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猛攻,柏人就被赵军攻下了,柏人守将张柳朔殉节,中行寅、士吉射无处躲藏,只能逃奔到齐国。

太史公将同样一件事系于定公九年,又系于定公十三年,不是前后矛盾吗?所以这件事根本是子虚乌有,这话也绝不是孔子所说。而且,堕三都这件事,《春秋》三传均记于定公十二年,太史公说是发生于定公十三年,是明显的错误。崔适说“《史记》之诬十之七八。”《史记》兄弟没有全部通读,但是单就《孔子世家》来说,其中不实之处不没有十之七八,至少也有十之三四。

孔子说:是啊,我是那么说过;但是你也要知道,真正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真正洁白之物,也是不会被染黑的;何况,我总不能像个挂在墙上的葫芦一样,只能看,不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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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钱穆认为,“公山弗扰以费畔”中的“畔”,不是公然带兵叛乱,而是指定公九年之时,公山弗扰暗中支持阳虎为乱于鲁。当时公山弗扰虽然尚未公然帅费人以袭鲁,但他的所作所为仍然可以称之为叛。这种说法太牵强,叛乱就是叛乱,哪里还有公开不开公、举兵不举兵的分别?

孔子奔赴中牟的的想法并不坚定,他这段回答,与其说是在说服子路,还不如说是在尽力说服自己。

《晋国史话》第三辑 / 逸川

既然这一章所述并未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论语》之中呢?崔述认为,《论语》传至西汉,有鲁论、齐论和古论,这三种版本各有出入,西汉末年的张禹将它们合而为一,号为张侯论。当时张禹官位最高,所以张侯论最后流行于世。对此,兄弟在前面已有交待。张禹在最后编定《论语》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没有深究一些章节的真伪,取舍草率。崔述认为张禹不论是为人还是学术水平都不怎么样,他为保功名富贵,谄媚篡汉的王莽,汉世江山之存亡尚且不问,更何况圣人之言,他能认真判定真伪吗?

当然,孔子最终也没能说服自己冒险加入到那一团“黑”之中。他停下了西行的脚步,拒绝了佛肸的邀请,也断绝了对乱作一团的晋国的幻想,怀着失望的心情,又回到了卫都帝丘。

根据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写于西汉初年,在张禹之前很久,其中也有公山弗扰以费畔一章。这说明,将这一章编入《论语》的,罪责不在张禹,或许是曾参和有若的门人所为。前面兄弟论述《论语》之不可解时,讲到过这个情况。

尽管卫国让孔子很失望,但他依然对这个“多君子”的国家抱有一丝幻想。

170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大梦春秋》133,待续。原创,盗用必究)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世家》

佛肸,读作必细。

于,以也。亲于其身就是亲以其身。

磷,薄也。

涅,黑色染料。

缁,黑色。

匏,音袍,草本植物,果实像葫芦,但比葫芦大。不能食用,可以剖为两半作舀水的瓢。记得小时候,在塑料制品盛行之前,这种由匏瓜所做的瓢家家必备。

佛肸是晋国范中行的家臣,为中牟邑宰。鲁哀公五年,晋国的赵简子伐中牟,邑宰佛肸抵抗赵简子。《孔子世家》中的“佛肸叛”就是指这件事。佛肸叛乱,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就阻止老师说:以前我听您说过,亲以其身行不善之举,这样的人所占有的邦邑,君子是不去的。佛肸以中牟叛乱,您这次怎么又要去呢?孔子辩解道:是的,这话我的确说过。但是,磨而不能使之薄,是真正的坚硬。染而不能使之黑,是真正的清白。我怎能像匏瓜那样,只是挂在那里好看,人们却不食用?言下之意,我空有知礼之名,却不受重用,不能使天下有道,这样不是办法啊。即便中牟以佛肸叛,但我一定会出淤泥而不染的。

佛肸以中牟叛和公山弗扰以费叛一样,这一次,还是子路阻止孔子,孔子还是振振有词,确实让人感到奇怪。为什么都是叛乱的邑宰召孔子呢?为什么都是子路来阻止孔子呢?又为什么结果都是想去而最终未能成行呢?孔子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意思是说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既然不染,离这些叛臣远一点就行了,为什么非得去投奔他们呢?所以,“佛肸召”和“公山弗扰召”应等同视之,都是后人的臆想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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