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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先生,英语奇才李赋宁

2019-11-03 06:17

英语奇才李赋宁

2016/04/01 | 阅读次数:2826| 收藏本文

面对李赋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赋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他最终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哀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

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总序

本文出处历史说www.lishiqw.com

天下人都是他老乡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精通多国语言,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他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在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有一群人那么鲜明地活着:他们或狂傲,或怪诞,但身上无一不有一种魏晋的风流气质。人们对他们的趣闻轶事津津乐道,这便使我有了写作的冲动,但此类文章太多,介绍的人物也大多不过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叶企孙、黄侃等诸位大家,所以我决定写几位不那么“热“的先生,他们在普通读者中或许名声不显,但他们仍需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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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生财有大道”

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着《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长期担任容庚助教的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文学爱好者都知道,林语堂精通英语,他的《吾国与吾民》以及《京华烟云》便是用英文写的。可就是林语堂,却被人说成“他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说这句话的人叫李赋宁,是我国著名的西方语言文学大师,一生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蒋天枢的师道重量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着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着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着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一连几小时始终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李赋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仪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父亲重视孩子的品行和学识,这为李赋宁打下了坚实的家学基础。受父亲影响,1935年李赋宁考入清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但在吴宓教授的影响下,转入外文系,开始了他一生的外语学习研究。

被傅斯年开除的“伪北大”教授中,就包括周作人,他在抗战八年中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李赋宁

另一个被开除的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容庚写了一篇“万言书”自辩:“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

  李赋宁通晓英语、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和古英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先后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公共英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文学选读、莫里哀专题和汉英翻译等课程。

傅斯年则回应: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以上两所学校为私立性质的教会大学,北大则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直辖的公立大学)任教;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先生如此博学高才,这未尝不能说是一种天赋。11岁时,李赋宁随家迁到北京,转到北京的小学上学,但他一口的陕西话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纷纷说他发音错误。小小年纪的李赋宁心中委屈,此后一周都不曾在学校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说的竟是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容庚不死心,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傅斯年指着他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容庚无奈,辗转回到广东老家,在岭南大学终其一生。

  1947年抗战胜利后,李赋宁考取了奖学金留学耶鲁,入英文系继续深造。但此时的他面对乔叟和莎士比亚,都觉得简单,难度不够,所以他选择了古英语这一欧美学生都认为太过艰涩的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三年后来到1949年,此时全国解放,李赋宁毅然放下完成了一半的论文,放弃博士学位,决心回国。先生与几位好友相约回国任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钰良教19世纪“。笔者小时候有幸得舅舅相赠一本许国璋先生的教材,受益良多,可惜至今已找不到。

不过,傅斯年对在“伪北大”的学生表示了宽容,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因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是李赋宁先生的学生,李肇星在回忆上李赋宁的课时讲到:“先生准时出现在进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可以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延伸阅读 容庚:宁跳珠江 不批孔子

  先生于1987年退休,2004年5月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先生桃李满天下,按时间计算,先生的学生们此时也差不多到了离开讲台的年纪,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否还有幸聆听到一口简洁而高雅的英语。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笔者刚刚完成考试,自考完后就再没碰过英语书,很不愿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在为考试而学习英语,并不是为了运用和交流。我们现在都在疯狂学习英语,英语水平仿佛成了衡量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指标。Indeed,英语好确实可以为个人带来很多便利,甚至是利益。以一种功利心学英语,并不能算错,但又有谁关注过,英语本身作为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语言美呢?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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