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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晚清权贵交往史,孙中山的三次进京

2019-11-03 06:17

孙中山与晚清权贵交往史

2016/04/01 | 文/ 刘江华| 阅读次数:2625| 收藏本文

摘要:世易时移之后,谁也想不到,当年大清朝头号通缉犯,竟也成为前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孙中山与满清诸多权贵之间,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1895年,孙中山及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而失败。12月7日,广东悬赏缉拿起义在逃要员,孙中山名列榜首,赏格花红银一千元。清宫档案中关于孙中山的第一条记载,就是接到孙中山等广州试图起事的奏报后,清廷下旨要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购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

清廷的通缉,使孙中山开始海外流亡生涯的同时,也使其名字为国人所知。孙中山本名孙文,1897年旅居日本时才改名中山。不过,在清廷的官书报纸以及宫廷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孙汶”的名字。这是因为,清代习惯在人名旁加水字旁表示污称,如同治、光绪时陕甘叛乱的回民头目马化隆就经常被写成“马化”。

对孙中山的通缉,直到清亡才结束。有趣的是,1912年清室逊位、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这位清廷的通缉犯,却成了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1912年8月孙中山第一次进京,不仅得到此二人的热情款待,还参观了颐和园、北海、中海、南海以及景山等前清禁地。

- 刘江华

孙中山虽然不相信李鸿章脱离清廷的魄力和决心,但也一直希望争取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哪怕是他有限度的参与。即使李北上以后,孙中山也未放弃这个念头,在日本仍对人说过想面见李鸿章会谈。

两度与李鸿章无缘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书长达8000余言,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如何才能使《上书》送到李鸿章手中?孙中山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

他首先找到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盛宙怀,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然后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4、5月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持魏恒书函至上海,见到了盛宙怀。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以帮助。

孙中山逗沪期间,与同乡、着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并在郑宅见到了着名政论家王韬。除了帮助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外,王韬还给自己一个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的朋友罗丰禄写信,介绍孙中山。除此之外,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也写信给盛宣怀,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

6月,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封信,抵达天津。盛宣怀接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但据陈少白说,孙中山是通过罗丰禄的关系把《上书》送给李鸿章的:“老夫子把孙中山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其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交涉和军事部署,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希望,即“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

就这样,孙中山与李鸿章的第一次合作宣告流产。上书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清廷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因此,很快即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起义。

5年之后的1899年,孙中山与李鸿章本来还有一次合作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

这一年,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向陈少白表示,他可以做香港总督卜力的工作,通过卜力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促成两广独立,并与孙中山合作。

这一年,中国政局复杂动荡:孙中山积极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义和团运动日益高涨,各派政治力量都乘机活动。就英国而言,如果能够促成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以及两广独立,对它争夺战略优势、在中国攫取更大的权益,自然是很有利的。

就李鸿章而言,义和团起事以后,李鸿章恐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举事,遂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政策——根据孙中山在日本的好友内田良平等的记载,李鸿章曾派遣特使刘学询接近孙中山,切实劝说,并给孙中山送去5000元路费。

1900年6月8日,孙中山与郑士良、杨衢云、陈清、内田良平、宫崎寅藏、青藤幸七郎等,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谋求与李鸿章会晤。

6月17日,“烟迪斯”号抵香港海面。按英国《安保条例》规定的期限,香港禁止孙中山上岸。此时,李鸿章方面派出“安澜”炮舰前来迎接,邀孙中山、杨衢云去商谈合作事宜。孙中山对李鸿章合作目的的真实性,以及双方合作前景存有疑虑,便派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位日本人代表自己前去谈判。宫崎一行到广州住刘学询宅,双方密谈一夜。刘学询表示北京尚未被联军占领,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在会谈中,宫崎提出:“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望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学询当即答应“明日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会谈结束后,内田良平等乘炮舰于凌晨3时返港。而据内田良平的回忆,李鸿章后来曾答复说:“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

但形势很快发生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驱北京,21日,清廷对各国宣战。7月8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6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安平”号离开广州经港北上,港督隆重地迎接李鸿章。7月17日,此前往西贡会见法驻越总督、后去新加坡的孙中山,乘“佐渡丸”轮由新加坡抵达香港。也是7月17日这一天,何启的朋友韦玉以议政员身份往见卜力,请卜力向李鸿章提出安排18日11时与孙中山密晤的要求。但在与卜力的会谈中,李鸿章明确要求港督防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基地。卜力知趣,未再提及孙李会晤之事。

与此同时,陈少白也登“安平”号访晤刘学询等。刘表示“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7月20日,孙中山等乘船赴日。两人的第二次合作尝试也宣告流产。

其实,此时期的李鸿章怀柔孙中山只是迫于形势的需要。虽然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曾因被指为卖国贼等而投闲四年多,心中不免有怨恨之意,但本质上,李鸿章还是清廷的忠臣,自然不会也不敢有独立之心。随着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慈禧、光绪出逃,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进京与各国商议停战议和。最终秉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妥协原则,9月7日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也因忧郁积劳,于1900年11月7日病逝。

孙中山的一生主要在南方和海外策划组织革命,北上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都是他人生的转折。1894年,28岁的孙中山怀揣改良思想北上天津向李鸿章上书,但却未能如愿见到李鸿章,于是又到北京做了短暂的考察,改良无望,失意南归的孙中山于次年选择了在广州武装革命,立志推翻清朝统治。他第二次到北京,是1912年夏,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在京居留近一个月,但离京后的一年间,国内时局突变,孙中山成了袁世凯的通缉犯。1924年冬,孙中山第三次来北京,却因病在京去世。

图片 1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

首次进京与袁世凯13次会谈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得逞后,急切想利用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威望与影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便盛情约请孙中山来北京面晤。早在4月初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南下迎接,孙中山以“急回故乡”为由,婉言谢绝。孙中山在广州期间,袁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电报相催,孙中山遂决意于8月18日北上。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经天津抵北京,乘坐朱漆金轮马车,入住正阳门赴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根据《申报》等报刊记载,当晚,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袁世凯设宴欢迎,执盏致辞,态度谦恭地表示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指教和帮助,“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又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而孙中山在答辞中则表达了自己想赶筑全国铁路的愿望,希望袁世凯力为赞助。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动辄攻讦。因为,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逼迫袁世凯为恶。

8月28日,孙中山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答道:“余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公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余亦愿表同情。”当晚在袁世凯的宴会上,袁举杯说:“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此番进京,在京居留至9月17日,将近一个月,曾先后13次与袁世凯晤谈。初到北京那几天,更是几乎每天都见面详谈。每次会晤,只有孙中山与袁世凯、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据梁士诒所述,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4时至晚上10时,有几次延至午夜2时。这13次的谈话内容,虽并没有详细资料留下,但根据有关报刊发表之部分内容,至少涉及到政务、财政、实业、铁路等方面。

由于袁世凯的极力笼络,此番进京,孙中山自认与袁相谈甚欢。只是,谁曾想到,仅仅不到一年,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遂至交恶。

孙中山第一次进入清廷的视野是在1895年,孙中山及其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而失败。12月7日,广东悬赏缉拿起义在逃要员,孙中山名列榜首,赏格花红银一千元。清宫档案中关于孙中山的第一条记载,就是接到孙中山等广州试图起事的奏报后,清廷下旨要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购拏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清廷的通缉,使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但也使其名字开始为国人所知。孙中山本名孙文,1897年旅居日本时才改名中山。不过,在清廷的官书报纸以及宫廷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孙汶”的名字。这是因为,清代习惯在人名旁加水字旁表示污称,如同治、光绪时陕甘叛乱的马化隆就经常被写成“马化漋”。

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孙为革命先行者,李为晚清元辅重臣。据一些孙、李传记和有关论著,庚子年孙、李之间就“两广独立”有过秘密交涉,联手密谋“两广独立”,然关于此事之相关记述都有可商榷之处。

摄政王载沣座上宾

据孙中山先生的前妻卢慕贞所述,孙中山辞职之后,曾游历各省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此盖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

但是,各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以及孙中山年谱,都没有记述孙中山游览前清宫殿名园的记载。是否卢夫人所述不确呢?

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煌煌80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在收入其第80卷的清宫所藏部分《溥仪档》中,就有孙中山参观北海、中海、南海、景山、颐和园的记载。

根据《清室优待条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颐和园、圆明园、景山、三海等仍归逊清皇室所有。因此,孙中山要参观这些前清禁地,得先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前一天去函,经逊清皇室内务部代向溥仪奏准后方可成行。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档案记载,“外第一百四十二号,八月初一日,代外交部奏孙文请于初二日瞻仰颐和园,初三日瞻仰三海事。”由此可知,这些参观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初二全天参观颐和园,初三一天是参观三海和景山。

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黄兴9月11日进京,也曾参观三海。逊清皇室关于接待孙中山的记载,十分简略。而比照其八月十六接待黄兴参观三海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逊清室接待孙中山等民国要员的细节——

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着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其坐落处所,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该二处均不敷坐落,随由本苑带领踏看,改在瀛台内瑞曜楼下屋内坐落。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并照例报海司房、知照禁卫军守卫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卷,第377-378页)

档案中所说的“世中堂”,是指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可知,为接待黄兴,逊清皇室作出了周密的安排:预备游览船只、茶水,提前踏勘黄兴等上岸后所乘舆轿的落放地,通知禁卫军注意防卫和放行。可能是陪同黄兴参观的人太多,原定落轿的军机处、东朝房两处地方狭小,最后改在瀛台瑞曜楼下轿并茶歇。相信孙中山参观时的准备工作,比起黄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遍览前清宫殿名园外,孙中山此番进京,还和一干晚清贵胄有着令人感慨的交集。

那桐为晚清重臣,入值军机,以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2月12日清帝逊位不久,他即于3月2日寓居天津。在那桐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城团体、晚清贵胄借其在京城金鱼胡同府邸西花厅设宴欢迎孙中山的情形:8月29日,内务部长赵秉钧宴请孙中山,主客四五十人;9月3日,五族同进会等宴请孙中山,主客三十余人;9月11日,载沣等晚清皇族宴请孙中山、黄克强、陈其美。

1904年,鉴于立宪运动国内蓬勃发展的形势,慈禧太后曾借自己70大寿之机颁布谕旨,赦免了部分戊戌党人,但与此同时也强调,“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惊慌失措的清廷于10月30日颁旨开党禁赦免党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但孙中山也不在名单之列。

冯自由的记述及漏洞

载沣为何要宴请孙中山呢?

原来,9月11日,孙中山亲往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拜访载沣(巧合的是,此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府邸)。载沣亲自迎入“宝翰堂”会晤。交谈中,孙中山赞赏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政府逊位,和平交出政权,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跻富强。会谈后,孙中山面赠载沣亲笔签名相片一帧。第二天,载沣还亲往孙中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回访。而9月11日晚的宴请,据说是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而举办的。

据9月19日的《民立报》,原定主持的载沣因病未到,宴会由溥伦代为主持并念载沣的祝词。溥伦的发言和载沣的祝词中,都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表示正是由于孙中山等的奔走宣传,清室才毅然将政权还诸百姓、建立共和政权,希望能赖孙、黄二人之力,“国基从此巩固,皇室受福无穷”。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临终之际,遗命溥仪为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上任不久的载沣,就在一份谕旨中指出“国家新遭大故”,而“孙汶有来华之说”,要求各地督抚严密防范查拿。四年的光阴,形势陡转,孙中山这位清廷昔日的通缉犯,竟然成了逊清皇室的座上宾!

1924年,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邀请第二次进京的孙中山,与逊清皇室依然有着往来。《醇亲王府档案》记载,鉴于孙中山是抱病进京,载沣未便登门问候,但“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他前往醇亲王府答谢。

有趣的是,1912年清室逊位、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这位清廷的通缉犯,却成了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1912年8月孙中山第一次进京时,不仅得到此二人的热情款待,孙中山还参观了颐和园、北海中海南海以及景山等前清禁地。从通缉犯到座上宾,了解孙中山对清廷从改良到革命到共和的心路历程,或许也是对孙中山诞辰150年的一种纪念。

被称为国民党党史“革命通”的冯自由,14岁即参加兴中会,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都是研究孙中山(尤其是早期的孙中山)的必读的文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对1900年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广东独立”一事的记载大略如下:

与张作霖、段祺瑞的交往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占据京城,囚禁总统曹锟。

为控制形势,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决定请皖系的段祺瑞出山,希冀借段之影响,遏制直系曹锟、吴佩孚势力的挑战。此前,为了打倒直系军阀,国民党人已同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反直联盟。为此,段祺瑞、张作霖亦电请孙中山北上。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党人盼望孙中山早日来京,以把握有利时机。

鉴于此,孙中山决定北上,于12月4日中午先抵达天津,入住张园的平远楼。

张园坐落于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有趣的是,其主人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退隐天津。这样的际遇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只是由于段祺瑞、曹锟、张怀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纷纷出面,张彪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据其儿子张挺回忆,张彪下令不允许孩子与孙中山有任何接触,而且在孙中山入住张园的27天中,他竟没有和孙中山见过一次面!

更有趣的是,孙中山离津54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入住张园。这一次,张彪不仅亲自出马买来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

12月4日抵津当天下午,孙中山即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会谈中,张作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一方面希望孙中山暂缓施行废除与西方各国不平等条约一事。孙中山当即表示不能同意。据载,张作霖公然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两人此番会面,可谓不欢而散。

由于劳累和受寒,孙中山自张作霖处返回,便感身体不适,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7日早车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遵医嘱暂驻天津。

是否要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来应对当下时局,是孙中山北上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尽管孙中山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但12月7日,段祺瑞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第二天,段祺瑞更是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呢,则表示明确反对段祺瑞等主导的善后会议,说: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参加任何会议。

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存在如此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孙中山此次北上,将无功而返。

段祺瑞的促请下,加上医生与随侍人员亦力劝进京就医,12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等约计10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日,因病,孙中山入住北京饭店后再未露面,只派代表喻毓西向众表示谢意。

1925年1月4日,时为国民政府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亲赴北京饭店看望孙中山。26日,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确诊为肝癌。孙住院期间,段于31日亲赴协和医院探视。由于孙中山卧病在床,未能接待,只是由宋庆龄“陪谈数语”。2月10日,张作霖也派代表郑谦,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

但这些礼节性的探望和寒暄,并未能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也未能缓解孙中山的心结。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壮志未酬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而他与晚清权贵的交往,自此也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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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某月,在日本的孙中山得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函,来信称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想与孙中山合作谋广东独立。孙中山本不相信李鸿章有如此魄力,但其时正准备惠州起义,认为不妨一试,就偕同杨衢云、宫崎寅藏等人从日赴港。抵港后,广东已派兵轮来接,香港的兴中会员提醒孙中山防止诱捕,孙本人就没有 上岸,仅派宫崎等人赴广州。刘学询对宫崎说,要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才能明确表示,双方密议后回港,孙中山乃赴南洋。此前,香港议政员何启向兴中会员陈少 白建议革命党与李鸿章联合救国,方法是先由革命党致函港督卜力,请其劝李独立,李同意后就电邀孙中山回国组织新政府。孙中山等联名上书卜力,卜力也再三同 李接洽,李曾有考虑的表示。但孙中山从南洋抵港后,知道李鸿章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无恙,决意北上。港督一度想强力阻止李鸿章北上,迫他同兴中会合作。但 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年近八十,如果他决意北上,逼他也没有用。至此,合作计划无从实施,孙中山就全力以赴准备惠州起义。

1894年第一次进京

按照冯自由的说法,在策动“广东独立”的事件中,李鸿章通过刘学询主动向孙中山谋求“合作”,在孙中山未离开日本时,香港的兴中会员已经通过何启取 得港督卜力对“孙李合作”的支持,而孙中山尽管对李信任不足,但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与李鸿章秘密洽商。“四大寇”之一、孙中山兴中会时期的主要助手 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对此事的记载大体相近,只是较为简略,并且没有正面提及李鸿章的主动态度。

彻底放弃了改良思想

此后很长时间,孙中山、李鸿章的传记,写到这一段历史时基本采纳冯自由的说法。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了《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书长达8000余言,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然而,随着有关李鸿章、孙中山新资料的披露、出版,一些学者指出,冯自由的记述可说是漏洞百出。例如,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当时孙中山的行踪受到日 本官方的严密监视),1900年6月初孙中山已经决定赴香港(6月8日启程,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如果冯自由的说法属实,此前就应该收到刘学询的 信。孙、刘不可能通过电报联络,以当日寄信的条件,刘学询的信应该是在5月上中旬写的。但是,此时李鸿章是否会产生“独立”的想法?在5月,义和团还没有 大举进入北京,李鸿章不可能预知一两个月后局势的发展。近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保留了很多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来往函电,有一件5月31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 告副将杨福同被杀、芦保铁路被毁的电报,从李鸿章的复电看,他对北方局势的混乱感到非常意外。此后近10天,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北京的消息,但无法同 京津正常联系,他一再向清廷电奏,也得不到答复。李鸿章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岂会在对局势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等于谋反大逆的“两广独立”?而且, 孙中山日后虽是世人共仰的革命领袖,但当时只是一个被官府通缉的“叛贼”,李鸿章又怎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同孙中山“合作”。再者,根据英国和香港 的档案,当年5、6月间,港督卜力因休假不在香港,自然也不可能有接受兴中会来函、促成孙李“合作”之事。

如何才能使《上书》送到李鸿章手中?孙中山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他首先找到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盛宙怀,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然后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四五月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持魏恒书函至上海,见到了盛宙怀。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予帮助。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孙中山在沪期间,与同乡、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并在郑宅见到了著名政论家王韬。除了帮助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外,王韬还给自己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的朋友罗丰禄写信,介绍孙中山。除此之外,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也写信给盛宣怀,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6月,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封信抵天津。盛宣怀接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但据陈少白说,孙中山是通过罗丰禄的关系把《上书》送给李鸿章的:“老夫子把孙中山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和军事,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希望了。随后,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津抵京,第一次游历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29年后的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言及:“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上书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清廷只能推翻无法改良。很快他即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起义。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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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1912年第二次进京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从通缉犯变座上宾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得逞后,急切想利用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威望与影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便盛情约请孙中山来北京面晤。早在4月初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南下迎接,孙中山以“急回故乡”为由,婉言谢绝。孙中山在广州期间,袁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电报相催。孙中山遂决意于8月18日北上。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经天津抵北京,乘坐朱漆金轮马车,入住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根据《申报》等报刊记载,当晚,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袁世凯设宴欢迎,执盏致辞,态度谦恭地表示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指教和帮助,“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又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而孙中山在答辞中则表达了自己想赶筑全国铁路的愿望,希望袁世凯力为赞助。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动辄攻讦。因为,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逼迫袁世凯为恶。

8月28日,孙中山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答道:“余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公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余亦愿表同情。”当晚在袁世凯的宴会上,袁举杯说:“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此番进京,在京居留至9月17日,将近一个月,曾先后13次与袁世凯晤谈。初到北京那几天,更是几乎每天都见面详谈。每次会晤,只有孙中山与袁世凯、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据梁士诒所述,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4时至晚上10时,有几次延至午夜2时。这13次的谈话内容,虽并没有详细资料留下,但根据有关报刊发表之部分内容,至少涉及到政务、财政、实业、铁路等方面。比如,孙中山曾劝袁世凯迁都,说“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至于新都地点,可在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等地选择一处。再比如交谈中得知孙中山建设2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愿景后,9月9日,袁世凯便宣布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等等。

由于袁世凯的极力笼络,此番进京,孙中山自认与袁世凯相谈甚欢。只是,谁曾想到,仅仅不到一年,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遂至交恶——1913年7月22日,孙中山发布“告全体国民书”促令袁世凯辞职;并致电袁世凯历数其罪。第二天,袁世凯即宣布撤销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二次革命失败后,9月15日,袁世凯更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据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所述,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之后,曾游历各省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此盖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但是,各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以及孙中山年谱,都没有记述孙中山游览前清宫殿名园的记载。是否卢夫人所述不确呢?

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皇皇80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在收入其第80卷的清宫所藏部分《溥仪档》中,就有孙中山参观北海、中海、南海、景山、颐和园的记载。

根据《清室优待条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颐和园、圆明园、景山、三海等仍归逊清皇室所有。因此,孙中山要参观这些前清禁地,得先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前一天去函,经逊清皇室内务部代向溥仪奏准后方可成行。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档案记载,“外第一百四十二号,八月初一日,代外交部奏孙文请于初二日瞻仰颐和园,初三日瞻仰三海事。”由此可知,这些参观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初二日全天参观颐和园,初三日一天是参观三海和景山。

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黄兴9月11日进京,也曾参观三海。逊清皇室关于接待孙中山的记载,十分简略。而比照其八月十六日接待黄兴参观三海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逊清皇室接待孙中山等民国要员的细节——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著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其坐落处所,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该二处均不敷坐落,随由本苑带领踏看,改在瀛台内瑞曜楼下屋内坐落。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并照例报海司房、知照禁卫军守卫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卷,第377-378页)

档案中所说的“世中堂”,是指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可知,为接待黄兴,逊清皇室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预备游览船只、茶水,提前踏勘黄兴等上岸后所乘舆轿的落放地,通知禁卫军注意防卫和放行。可能是陪同黄兴参观的人太多,原定落轿的军机处、东朝房两处地方狭小,最后改在瀛台瑞曜楼下轿并茶歇。相信孙中山参观时的准备工作,比起黄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遍览前清宫殿名园外,孙中山此番进京,还和一干晚清贵胄有着令人感慨的交集。

那桐为晚清重臣,入值军机,以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不久,那桐即于3月2日寓居天津。在那桐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城团体、晚清贵胄借其在京城金鱼胡同府邸西花厅设宴欢迎孙中山的情形:8月29日,内务部长赵秉钧宴请孙中山,主客四五十人;9月3日,五族同进会等宴请孙中山,主客三十余人。9月11日,载沣等晚清皇族宴请孙中山、黄克强、陈其美。

载沣为何要宴请孙中山呢?

原来,9月11日,孙中山亲往后海北河沿醇亲王拜访载沣(巧合的是,此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府邸)。载沣亲自迎入“宝翰堂”会晤。交谈中,孙中山赞赏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同富强。

会谈后,孙中山面赠载沣亲笔签名相片一张。第二天,载沣还亲往孙中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回访。而9月11日晚的宴请,据说是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而举办的。

据9月19日的《民立报》,原定主持的载沣因病未到,宴会由溥伦代为主持并念载沣的祝词。溥伦的发言和载沣的祝词中,都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表示正是由于孙中山等的奔走宣传,清室才毅然将政权还诸百姓、建立共和政权,希望能赖孙、黄二人之力,“国基从此巩固,皇室受福无穷”。

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慈禧临终之际,遗命溥仪为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上任不久的载沣,就在一份谕旨中指出“国家新遭大故”,而“孙汶有来华之说”,要求各地督抚严密防范查拿。四年后,形势陡转,孙中山这位清廷昔日的通缉犯,竟然成了逊清皇室的座上宾!

1924年,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邀请第二次进京的孙中山,与逊清皇室依然有着往来。《醇亲王府档案》记载,鉴于孙中山是抱病进京,载沣未便登门问候,但“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他前往醇王府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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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三次进京

因病在铁狮子胡同离世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占据京城,囚禁总统曹锟。

为控制形势,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决定请皖系的段祺瑞出山,希冀借段之影响,遏制直系曹锟、吴佩孚势力的挑战。此前,为了打倒直系军阀,国民党人已同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反直联盟。为此,段祺瑞、张作霖亦电请孙中山北上。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党人盼望孙中山早日来京,以把握有利时机。

鉴于此,孙中山决定北上,于1924年12月4日中午抵达天津,入住张园的平远楼。

张园坐落于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有趣的是,其主人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退隐天津。这样的际遇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只是由于段祺瑞、曹锟、张怀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纷纷出面,张彪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据其儿子张挺回忆,张彪下令不允许孩子与孙中山有任何接触,而且在孙中山入住张园的27天中,他竟没有和孙中山见过一次面!

更有趣的是,孙中山离津54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入住张园。这一次,张彪不仅亲自出马买来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

12月4日抵津当天下午,孙中山即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会谈中,张作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一方面希望孙中山暂缓施行废除与西方各国不平等条约一事。孙中山当即表示不能同意。据载,张作霖公然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两人此番会面,可谓不欢而散。

由于劳累和受寒,孙中山自张作霖处返回,便感身体不适,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7日早车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遵医嘱暂驻天津。

是否要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来应对当下时局,是孙中山北上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尽管孙中山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但12月7日,段祺瑞在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第二天,段祺瑞更是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则表示明确反对段祺瑞等主导的善后会议,说:“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参加任何会议。”

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存在如此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孙中山此次北上,将无功而返。

在段祺瑞的促请下,加上医生与随侍人员亦力劝进京就医,12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等约计十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日,孙中山因病入住北京饭店后再未露面,只派代表喻毓西向人们表示谢意。

1925年1月4日,时为国民政府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亲赴北京饭店看望孙中山。26日,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确诊为肝癌。孙住院期间,段于31日亲赴协和医院探视。由于孙中山卧病在床,未能接待,只是由宋庆龄“陪谈数语”。2月10日,张作霖也派代表郑谦,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

但这些礼节性的探望和寒暄,并未能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也未能缓解孙中山的心结。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壮志未酬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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