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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罗斯史学,贝尔格莱德大学迪米奇教授谈塞

2019-12-25 06:49

[4] См.Бордюгов.Г.А.,Ушаков А.И.,Чуракоа В.Ю. Белое дело:идеология,основы,режимы власти. Русский Мир.М.,1998.С.190.

座谈会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张丹供稿)

[28] См.Ионов И.Н.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истоки ее кризисаⅠⅩ-началоⅩⅩ в. Интерпракс.М.,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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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9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Ю.А.彼得罗夫教授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俄罗斯史学界关于俄罗斯史的研究动态》的报告,报告会由张顺洪所长主持。 关于俄罗斯史研究现状。最近20余年俄罗斯民众对本国历史兴趣倍增,历史学也成为普遍关注的学科。苏联解体后,随之产生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本国的一切历史真相,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历史学家为何在当时没有揭示真相,俄罗斯未来会走向何方。民众对历史知识的迫切需求凸显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此外,苏联解体后,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统领历史学研究的统一意识形态和方法论逐渐消失。俄罗斯历史学家拥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研究空间;大量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敦促历史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填补研究空白;俄罗斯历史学家之间、特别是与西方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非常便利。上述因素极大推动了俄罗斯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呈现大繁荣的局面。 但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俄罗斯史学研究也有消极方面,表现为:大量伪科学著作,即封面考究、利用广告宣传吸引大众眼球的书籍充斥市场,它们或伪造篡改文献档案,或歪曲历史事实、观点虚假,作者利用民众的猎奇心理达到赢利的商业目的。从事二战史研究的作家В.苏沃洛夫在自己的军事史著作中指出,“二战中德国突袭苏联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苏联是二战的始作俑者”。该著作没有使用任何档案文献,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遭到史学界的批评,但销量竟超过一千万册。数学家А.Т.福缅科著书提出了耶稣诞生于500年前,俄罗斯没有遭到蒙古的入侵,鞑靼人就是俄罗斯人等观点。类似观点还出现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中,В.苏沃洛夫的上述观点在中学教材中也能找到。这些伪科学著作在书店中占到90%的比例,一本书的销量往往达到数十万册,而一本学术性历史书籍的销量则在1000-1500本左右。这些歪曲历史事实的乱象使民众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尤其对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尤其是与篡改二战历史作坚决斗争,俄罗斯在2009年5月成立了“与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企图作斗争的总统直属委员会”,试图动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但效果不佳。2012年1月,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的С.Б.伊万诺夫宣布撤销该委员会。回击伪科学著作的有效方式是依据历史事实,有理有据地与之展开学术讨论,以理服人。行政干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纷争。2011年7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与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院士和大学校长座谈时强调,政府需要历史学家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也将积极征求知识分子的建议。他表示,国家不给学术研究施加行政压力,不预先设定科研目的,历史学家可以与政府自由对话。座谈中,历史学家提出了两项议案:一是将2012年确定为历史年,二是成立俄罗斯历史学家协会。总统支持这两项议案,并在座谈后签署命令,开始付诸实施。 关于俄罗斯历史年。举办历史年是国家领导人重视历史学科的标志性事件,其目的是宣传历史真相,让历史成为建设新俄罗斯的精神资源。2012年将隆重纪念四大历史事件。第一,纪念俄罗斯建国1150周年。862年,诺夫哥罗德居民从瑞典邀请瓦良格人留里克及其亲族和武士队前来整顿秩序,留里克掌握了政权并开始管理诺夫哥罗德,这一事件标志着俄罗斯国家的建立。纪念活动将于9月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普京总统也将赴会。活动的主旨是强调俄罗斯自成立之初就是由斯拉夫族、波兰族和芬兰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第二,纪念俄罗斯统一400周年。17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时期。1612年,下诺夫哥罗德王公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和商人库兹马•米宁率领军队,同哥萨克一起解放了莫斯科,将波兰和瑞典军队赶出俄罗斯,国家得以统一。为纪念这一事件,普京总统在2005年宣布将11月4日,即莫斯科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日子,定为俄罗斯统一日。本次活动的主旨就是纪念俄罗斯结束混乱时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三,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200周年。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证明正义必将战邪恶。第四,纪念彼得•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刺激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斯托雷平因此被视为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土地改革的成就可以为当代领导人治理国家提供参考。普京总统亲自担任庆祝斯托雷平诞辰纪念日委员会主席,并在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前树立斯托雷平纪念像。除了以上四大纪念日外,2012年还是苏联成立90周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届时也将举行庆祝活动,但规模和范围较小。 俄社会各界纷纷抓住机遇,在历史年里举办各种活动。学术界将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专著。俄罗斯科学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历史年问题。在教育界,中小学生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历史课,学校将举办历史知识竞赛、奥林匹克竞赛和诗歌朗诵等活动,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帮助他们准确地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为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中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社会组织将在原战场再现当时的场景,演员超过15万人。 关于俄罗斯历史学家协会。帝俄时期曾成立过俄罗斯帝国历史协会,出版了几十卷研究成果,苏联时期该协会被取缔。因此,可以把2012年6月20日成立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协会看作帝国历史协会的复兴。新协会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提议下组建的,由国家财政拨款,纳雷什金还亲自担任新协会的执行主席,普京总统也给予了协助。俄罗斯历史学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一、指导历史学研究。确定俄罗斯史学的发展方向,系统研究俄语教学,总结其他国家在历史学领域取得的经验,扩大历史学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力。二、与篡改历史的行为作斗争,用客观事实推翻伪科学观点。三、监督历史题材电影的拍摄。四、恢复历史学科在所有学科中的较高地位。 尤•亚•彼得罗夫简介:1955年生于莫斯科,历史学博士,2010年12月起担任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历史委员会成员。学术专长为俄国经济史、俄罗斯国家现代化问题和俄罗斯史学思潮,已发表10余部学术专著、100多篇论文。

[22] 吴恩远:《俄罗斯重新修改历史教科书》,载于《红旗文稿》,2014年第21期,第34-36页。

2014年7月23日下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历史系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与世界历史研究所学者进行学术座谈,谈塞尔维亚冷战时期的历史学发展。 迪米奇教授提出,塞尔维亚的史学在二战以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对现代史的研究主要遵从和支持南共党的官方观点,书写“真实的”过去被政治利益所取代,其结果就是偏离事实,并且缺乏批判性的史学思维。 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社会意识和史学观念受到苏联的影响。大量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著作被翻译出版,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美国民主的伪装、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苏联的军事实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复兴等等,作品大都代表苏联的政策,并且对如何写现代史带有指导意义。南斯拉夫史学研究也受政治家的控制,研究专题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国际主义的任务、新南斯拉夫的“历史地位”、“国际发展”的基本问题、希腊内战、的里雅斯特危机、德国的非军事化、帝国主义本性、斯大林的个性等。这个时代的“史学影像”受南共党和党的领导人的观点的影响,历史学家只是描述、印证和重复已经得出的“结论”和评价。铁托和南共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讲话、报告和著作是唯一的历史资料,其他文献资料没有开放。 第二个阶段是1948年到60年代初。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彻底改变了塞尔维亚的史学形势,开始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批判地重新审视现实,另一方面严格的审查制度又限制了表达观点的自由,引起“大恐怖”。1948年5月到6月间,铁托在南共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会议决议,为未来十年的南斯拉夫史学的发展制订了框架,提出要研究当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二战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此,开始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制作档案、建立研究机构和历史学家协会。 迪米奇教授说,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南斯拉夫开始了与苏联和解的进程,同时也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合作,这些政治过程都反映在塞尔维亚的史学中。塞尔维亚史学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也超过了苏联作品的翻译,还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了书籍。不过对当代史的解释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最直接的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宣传。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劳工运动的发展、朝鲜战争、中东问题、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和越南的政治变化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南共改变以往对待科学与艺术的官僚主义态度,体现在历史学发展上的变化: 取代党的干部,在史学研究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历史学家有了发展的机会; 对研究者开放档案; 建立科研所;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开始开设现代史和南斯拉夫历史的讲座。 研究专题有:欧洲的统一、南斯拉夫与美国的关系、不结盟运动、集体安全、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等。但在南斯拉夫,迪米奇说,作为“科学”,当代史研究仍未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许多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通过撰写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文章和著作来获得名誉和社会地位,在他们的作品中通常都是由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撰写前言,是科学与政治精英的结合。 迪米奇说,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的历史学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化,党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控制逐渐削弱,研究所不再为国家的宣传服务,历史学家主要依据档案做研究,不再带有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迪米奇指出有几件大事引起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塞尔维亚史学的发展:铁托的逝世、冷战的结束以及南斯拉夫整个国家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导致联邦国家的解体。这个时期历史研究的主题更加丰富,人们不仅仅是重构过去的历史事件,更加注重理解历史的进程。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得共同的历史记忆消失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南斯拉夫历史的认识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新的政治精英赞赏的是“选择性的记忆”和“有组织的忘却”,要人们忘记南斯拉夫在冷战时期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激进的、受政治驱动的、非科学的历史观,迪米奇评论道。 新的一代塞尔维亚历史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复杂的冷战时期的种种问题:势力范围的政策、以集团利益分裂的世界、军备竞赛、反殖民起义和革命等等都需要更为深入、更为严谨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出于政策和宣传的目的来提供答案。因此历史学家再次转向历史资料,对国内、国际的档案进行研究,批判性地重评整个历史遗产。

与会者与Ю.А.彼得罗夫教授座谈

历史研究是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必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及精神。史学家们从不同历史观出发自然会有不同解释,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解释中直接或间接都蕴含着现实内容。[7]俄罗斯史学家的多种言论足以证明,俄罗斯历史学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些变化在俄罗斯现代历史学中集中体现为“档案革命”、“教育革命”和“方法论革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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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Козло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обзор идей и концепций 1992-1995 гг.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4.С.105

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主持报告会

[34]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й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УГТУ.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2.С.2.

世界历史研究所书记赵文洪研究员与迪米奇教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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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См.Невежин В.А.,Пруцкова О.А. Изд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литертуры:кризис ил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М.,1996.С.23,28-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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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Ю.А.彼得罗夫教授

俄罗斯史学的“档案革命”、“教育革命”与“方法论革命”也可以看作是苏联解体后史学开启多样性发展趋势的先兆。历史学科的这种多样性是否就一定带来史学的繁荣发展暂且不论,但其发展趋势本身,不仅承载了苏联解体的所有社会反映,更折射出新的俄罗斯历史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总之,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历史学的革命还只是俄罗斯历史学走向真正学术自主性的开始。2008年4月,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举办了题为“俄罗斯在世界人文领域中的得与失”的学术会议,其结论之一就是确立俄罗斯民族历史学派的地位,使之能够抵消本国学术研究日益依赖于在全球精神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英美学术模式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历史学必须重新挖掘自身价值,创建出应用于世界科学教育市场的文化模式。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李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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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史学的“档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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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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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См.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УРСИВ.Брнск,1995.

与会者与Ю.А.彼得罗夫教授座谈

[6] Тютюкин С.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графия РСДРП.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6.С.55.

通观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面貌,俄罗斯一批新教科书的普遍问世显得过于仓促,教材作者都急于标明自己的原创观点。换言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是,在编写教材、参考书时盛行自由化。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俄罗斯每所学校都想出版自己对祖国历史的独到论述。学者和教育家在对历史过程作出各种说明时都试图用文明、文化学和分阶段的方法代替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导致每种方法都把重点放在某个历史过程的特定方面,书中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成了对整体历史的某一种片面解释。最后的结果就是,俄罗斯与苏联的历史因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而分散成独立的、被任意选择的片段,而俄罗斯文明的发展机制则成为将这些片段联成一体的唯一线索。教育界改革的事实本身说明,出版界和思想界的过渡状况,也导致了教科书变革的过渡状况,进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俄罗斯国内整个历史学的过渡状态和某些特点,尽管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旧式教科书到新教科书的变革。以此为开端,基于不同理念的教科书开始逐步发行,在俄罗斯中小学里陆续涌现出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杂处并存的多元化读物局面。

一般来说,史学比自然科学更受制于社会的变动和意识形态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历史学较之其他学科更大程度上承受了国家巨变的后果,许多特征反映出所处“过渡时期”的时代影响。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史学不仅承载了苏联解体的所有社会反映,而且折射出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发展方向。其领域的“档案革命”、“教育革命”与“方法论革命”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着历史学的总体变局。

[19]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1990-1991. Прогресс-Академия.М.,1992.С.5.

俄罗斯史学;档案革命;教育革命;方法论革命

[27] Козлов В.А.,так.же.С.105.

[24] См.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Ю.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Школа-Пресс.М.,1993.

[21] См.Хоскинг 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Вагриу.М.,1994.

在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期,天生脆弱且敏感的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是首当其冲被波及到的学科领域,俄罗斯当局实施的教育改革更是从根本上触动了历史教学。苏联九年制义务教育法规规定学生在九年级结束之前应当修完所有历史课程。自1993年起,俄罗斯科学技术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告将历史教学转为同心系统(концентр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以代替以前的线性系统(линейная система)[15],中小学不再把历史列为毕业考试的必修科目。事实上,历史教学的同心结构思想首次出现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寻求教育新方法的浪潮中,其基本目标之一是用来更新苏联教育系统中的某些固定模式。但这种改革的意识形态偏见非常明显。原则上,新法规被大规模引入学校之前需要有足够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并需要具备强大的物质基础、教学法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正好相反,俄罗斯政府在短时间内急剧、彻底摧毁业已成熟的教学系统而向同心系统过渡不仅仅是对学校大纲的矫枉过正,更是一种破坏,不可避免造成了教育质量的损失。所以,这项改革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极其不符合新时代的现实需求。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俄罗斯教育部由于“盲目的仓促性和对新事物的思考不全面”,完全没有足够的准备以必要而有效地教学法案和教学材料保障新的历史教学系统。这就造成一个不良趋势:俄罗斯官员们在集中寻找教育改革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时很快对引进同心思想的实践工作失去兴趣,但仍未意识到需要恢复旧的教育研究体系。[16]

[32] См.Камынин В.Д.,Цыпина Е.А. Ура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граф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 Известия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та.2004. №29.Се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Выпуск15.С.67-75

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总是对历史学的研究提出更高需求。20世纪末,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导致官方史学向微观史学、地方史、全球史、教会史等研究方向转化。史学研究从旧的方法论中走出来,以更多的新视角对以往史学传统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批判性反思,产生出许多新理论与新术语,并自发形成了综合的跨学科研究。俄罗斯学者们运用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展开具体研究的同时,希冀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创建起某种新理念,因此,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平台的俄罗斯史学,开始陷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危机。俄罗斯历史学在这一时期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历史方法论领域。从上述对“档案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分析中可以明确找出这种变化的充分依据——一系列出版物的作者都竞相运用不同史学研究方法解释着各种历史现象。怎样确立本国史学研究的对象、文化在社会变迁和国家发展中起着多大作用,对这些敏感问题的多层次回答剧烈冲刷着变动中的俄罗斯社会,促使史学家们寻找最现代的历史观念和最适宜的历史方法论。

结束语

[8] “档案革命”(архи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教育革命”(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方法论革命”(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这三个术语最初由苏联著名史学家В.Д.卡梅宁在专著《第三个千年前夕的俄罗斯历史科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России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Тюмень, 1999)中提出,后来得到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主席С.Е.拉雷什金,总统助理А.А.富尔先科,教育与科技部长Д.В.利瓦诺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С.П.卡尔波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А.О.丘巴里扬 ,俄罗斯科学院祖国历史研究所所长Ю.А.彼得罗夫等人和史学工作者的认可与沿用,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过渡时期”的特殊史学术语。

相比较之下,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叶卡捷琳堡大学老师在Б.В.里奇曼和А.Т.德尔特什内领导下编写的一套讲座教程可以称得上代表之作。作者在讲座结构上提出的“研究主题多极化”提高了历史叙事的清晰度,简化了领会材料的过程,更刺激出深入了解某个问题的愿望[31]。这套教程之所以被肯定,是因为它直接受到乌拉尔历史学派的有益影响。[32]以乌拉尔国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О.А.瓦西科夫斯基(1922-1995年)为奠基人的乌拉尔历史学派创建于1960-1970年代。瓦西科夫斯基提倡尊重历史主义与科学客观性,充分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对一切历史事实进行公正阐述与解释,坚决反对以“今天”的立场去解释发生过的历史,因为“任何历史时刻都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33]。因此,乌拉尔历史学派在严格书报审查制度的苏联体制内显得格外独树一帜,并得到众多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极力推崇。这套教程开创了“将文明对待历史的方法提升为‘对历史观点进行综合’”的新纪元,作者们公开表示,“保证每堂讲座在对待不同理念时不存偏颇、在解释不同事实都持尊重态度”[34]。从此,受乌拉尔历史学派影响而造就出的这批教科书奠定了多理念研究历史的基础,并且在俄罗斯过渡时期得到持续而广泛传播。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9] См.Пихоя Р.Г. Открытие архивов в России // Источник: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93.С.3.

档案解密大大拓宽了俄罗斯史学家的研究领域。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学者在其著作中一致认为,若要客观地解释历史史实的变化,就必须全面地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共同价值观、社会生活等特点。因此,一部分学者对苏联历史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非常感兴趣,普遍把注意力转向苏联史学曾经极少涉及的国内重大历史问题;一部分学者由于与新俄罗斯一起成长,新的国家体制激发他们对政权体系、管理机构和国家自治机构、惩罚机构的历史进行研究。基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产生的全新社会经济结构,另一部分历史学家顺理成章的开始积极研究之前史学界鲜有涉猎的领域,主要包括性别史、日常生活史、不同阶层的社会思潮史等。

[36] Козлов В.А.,так.же.С.104.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历史学较之其他学科更大程度上承受了国家巨变的后果,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犹如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历史学“看上去已失掉旧的范式尚未形成新观点”,[1]历史学家“希望重新审视以往表述历史的态度,公布与苏联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做出的政治决定有所不同的新史实”。[2]而国际史学界则有一类观点认为,这个发生“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急剧而不可逆革命”[3]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俄罗斯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并称此阶段史学产生的变化是某种“史学危机”。多元观点的泛起、出版业的兴盛、档案的解密,是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政治激变的产物。同时,与“史学危机”并行的是俄罗斯科学领域和科技活动氛围的变化。这些变化与过渡性的社会状态本身一起被称为俄罗斯社会的“特殊产儿”[4]。2007年9月24日,西伯利亚联邦区学者在就上述问题举行的研讨会上反思道:客观、批判性地思考始于1990年的俄罗斯史学史,建立历史教科书的统一商定原则,显然是当今俄罗斯历史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

俄罗斯高校的历史教育体系也在同步改组。非人文类高校中,20世纪的社会政治史课程被取消,代替本国史课程的是有选择的研修“人类与社会”、“世界文明”、“文化学”等课程。而针对尚继续教授本国史课程的大学历史系,俄罗斯教育部则启动了教师人才培训和编写新版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决议。高校历史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首先是借鉴了西方的干部培养制度,在学士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实施多层次大学生培养系统的试验,著名科学和文艺事业资助人Дж.索罗金资金支持下的培训体系囊括了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但对于这些受过培训的教师,俄罗斯学者Н.И.杰科夫完全嗤之以鼻:“在我们的时代,被称之为民主、现代、进步、有独立见解之列的教师实在不多。大部分人的一贯作法是只需要证实与十年前所说的东西相反就行,而且此方法正确无误、普遍适用”[17]。

[14] См.Зубкова Е.Ю. Куприянов А.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русской идее·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9. №5.С.21.

即便如此,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内历史文献和研究著作的出版依然有很多限制,俄罗斯政府从出版社专题计划中剔除了许多苏联史文献资料。В.А.涅韦任、О.А.普鲁茨科娃在专著中指出,“价格开放后自发出现的几百家商业出版社对突降而来的‘经济自由’和完全无书刊审查制度无所适从,从而催生诸多早前不曾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大众畅销书籍所受限制越来越松,科教书和参考书等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书籍愈益减少”[10]。据俄罗斯出版界统计,1992-1995年四年内历史书籍的出版数量相较1991年出现剧降,不超过700-900万份,这其中包括400万份著名历史修正主义作家В.苏沃洛夫的著作;科学书籍印刷不超过1000份。在大众畅销书籍中,科普书籍和教材占首位,其次是回忆录、自传和历史人物传记,最后才是科学著作。1992-1994年俄罗斯出版关于19-20世纪历史的书籍和文章共4000份,而这些历史书籍及文章的作者却是幕后为数高达2000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作者和记者。[11]严肃的研究文献更为稀少,仅仅局限于在科学历史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国家政权改变,历史学家实际上没能编写出任何有关国内历史的具有总结性的权威著作,要从一个新角度重新思考俄罗斯历史还需要很长时间。

[26] Шевырев А.П. История в школе:образ Отечества в новых учебниках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Аиро.М.,С.50.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学比自然科学更易于受到社会变动和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维埃体系崩溃之后,俄国一段时间的社会重构,可以看作俄国当代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国家和社会变动直接冲击着俄罗斯史学界,给其历史学家带来了强烈震撼,促其不得不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37] Смоленский Н.И. О разработк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3.С.5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充斥着全盘否定、甚至丑化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各类历史教科书[22]。俄罗斯主流社会建议参照Н.韦尔特书中使用的对待历史的方法来编写中小学和高校教科书。1992年,由И.А.米申娜和Л.Н.扎萝娃编写的十年级教科书《祖国史.1900-1940》出版。作者在全球发展背景下研究和评价祖国历史事件,借助文明进步和相互影响表达出自己对文明进程的尊崇,阐明了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23]高校教科书作者А.Ю.戈洛瓦坚科在著作《苏联历史:争论的问题》中频繁使用“极权主义”概念,以“十分有趣的语言”叙述各种历史事实和事件。[24]这些首批出现的关于祖国历史的教科书在社会大众当中的反应不尽相同。О.Н.潘科娃、А.П.洛贡诺夫、С.Ю.韦尔申斯卡娅等史学家认为,可以把И.А.米申娜和Л.Н.扎萝娃的书看作第一本可供选择的关于祖国历史的中学教科书。[25]А.П.舍维列夫则认为,这本书虽然“将构造制度改为文明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待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角度,但脱离对事件的阶级评价却导致对所有历史评价的绝对抵触。”[26]。В.А.科兹洛夫也言辞激烈地批驳А.Ю.戈洛瓦坚科“给所有他不喜欢的现象都贴上了‘极权主义’标签”[27]。

[23] См.Жарова Л.Н.,Мишина И.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1900-1940. СМИО Пресс.М.,1992.С.5

[31] В.А.Телицын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тарые проблем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1.С.177.

[16]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А Каким быть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школьному учебнику по от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ⅩⅩв.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28.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历史学领域,“档案革命”、“教育革命”与“方法论革命”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着历史学的总体变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在拓展崭新研究领域的同时创造出许多新术语,推动了方法论革命。由于轻率放弃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而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又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俄罗斯出现理论和观念的史学真空,其后果是照搬外来的史学解释框架,大量引进国际史学界和流亡海外的俄侨作品,在改变俄罗斯出版状况的同时严重影响到当局对教育的改革。这里应该指出,借鉴西方各史学流派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分析及其运用、吸收国外专家著作中的新理论、新思想纵然是有益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使得俄罗斯史学家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未充分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和思想者功能,未履行应该构建史学研究理念的责任。

三、俄罗斯史学的“方法论革命”

[7] 于沛:深化历史认识,关注时代主题,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6页。

二、俄罗斯史学的“教育革命”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科的发展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的评价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对历史的记忆和希冀祖国进步的政治情怀,促使俄罗斯史学家有可能冷静而公正地评价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此,过渡时期的俄罗斯史学新现象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它既有对历史的批判又有对未来的展望和迷茫;既是衰落和退化的证明,也是新质增长和诞生的表现。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业务能力及其个人气质、品味等也对实际事件和事实及其评价的研究产生影响,这种历史学的“相对性”使俄罗斯的史学革命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发展趋势。无论是档案开放,还是出版和教育改革,俄罗斯新政府最终想让历史学家回到统一的多元方法论上,多元方法论更迎合执政者的政治需求。在当时的历史学代表中,只有那些遵循自由主义观点、使用文明方法对待历史的学者才得到了官方支持。

[18] Козлов В.А.,так.же.С.101.

韦尔特曾经到过苏联,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苏联国家史》首先是为数千名法国历史专业大学生,因为最近25年在他们面前第一次出现一个复杂和宽泛的题目——《俄罗斯帝国和20世纪的苏联》”[19]。Н.韦尔特是现如今非常少数的职业历史学家之一,“韦尔特们”在书中习惯于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看作主要是首相、总统、总书记和杰出人士、或者至少是上层人士的活动。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选择这本书作为教科书并不成功。Г.В.福尔茨曼曾指出:“这本书中经常因为 ‘不同寻常的轻浮’而令人咋舌。”[20]。他们还提到,Н.韦尔特的书中存在不少事实错误。这个后来在俄罗斯的媒体有过报道,比如,作品中名称的不准确性——俄罗斯在1900年至1917年并不是苏维埃国家,而是俄罗斯帝国。笔者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被选为特殊年代的教科书是因为,尽管作者未囿于传统观点而极力淡化苏联的官方历史学理论,并声称自己的任务是使关于苏联的争论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但事实上书中呈现的正是俄罗斯当局需要的对待历史的观点。Н.韦尔特的追捧者、英国历史学家Д.霍斯金格的《1917-1991年的苏联史》被引入大学教程更是巩固了涌现在俄罗斯历史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21]

[1] [俄]И.Ф.卡拉佩强茨:《论俄罗斯当代史学研究发展的趋势》,载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5页。

史学家的研究与国家政治斗争紧密相联。苏联解体以后,史学家运用不同理论方法对俄罗斯历史重新解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个史学流派。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尚存在着争议,三个史学流派因理论基础不同而辩争激烈,很难取得共识。这个时候应该有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将上述观点囊括进去,进行科学比较,所以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运用最多的是“文明分析法”。Л.И.谢缅尼科娃在使用文明法阐述俄罗斯历史时写到,“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确定俄罗斯在世界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文明多面社会……,将会揭示社会发展在本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抉择……展示某种力量在某一历史时期取得胜利的原因”[35]。与此同时,以“投机分子”著称的学者以А.Ю.戈洛瓦坚科为代表从极权主义的理论立场解释20世纪的苏联历史,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为宣传该理念实质而服务的研究,并很快被拓展运用到俄罗斯历史学的研究中。他们不仅仅站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情绪和对政治精英的期望的轨道上,还结合起他们编写苏联时期教科书和历史著作的“投机取巧”,将苏联解体、反对者主张审判苏共等史学变象荒谬地解释成“历史学中的时尚”[36]。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的文明分析法和很多其他方法的流行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渊源,与对这些方法本身的探索和认知联系不大。

苏联解体前,国外尤其是西方著作已纷纷涌入苏联,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苏联历史教育。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西风东渐”更造成俄罗斯历史教育的巨大改革。此时的外国文选出版在俄罗斯成为普遍现象,仅关于20世纪俄国史就有不少于200个国外研究作品,[18]俄罗斯出版业随即被彻底改变。这一时期,侨民文学基本上都是宣传君主制或“俄罗斯思想”,西方保守派作家的作品成为俄罗斯舆论界的谈资。1992年,俄罗斯科学技术部高等院校委员会推荐把法国历史学家Н.韦尔特的《苏联国家史.1900-1991》作为高校教科书。由此,一些俄罗斯史学家毫不夸张地诲言——正是保守派的西方作者选出了俄罗斯高校历史课教科书。

[35] Семенникова Н.И.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парадигм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БГПИ.Брянск,1993.С27.

历史传记体裁的大量出版佐证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学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对俄国革命前的政治家尤其感兴趣。1992-1994年俄罗斯总共出版300多本关于政治家、军事家、知识分子、精英等的著作,其中,在挑选主人公上,“罗曼诺夫家族是他们竞相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12]。莫斯科书店里曾经摆满一类特别书籍,其作者关注的都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事件、试图揭开过去的“秘密和谜题”。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文字让这些图书成为大众读者的消费品;然而,作者们似乎并不关注自己的说法是否具有多大可信度。Н.沙赫玛戈诺夫、М.阿特日耶夫、Э.拉特津斯基这些畅销书作家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就十分随意,他们在作品里都使用“幻想”来叙述材料,用自己的思考做出肤浅的所谓“哲学”判断。[13]一些从未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数学家、侦探作家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的“揭秘热”闯入历史学领域,试图运用非历史的方法(如数学拓扑法和文学虚幻等)来证明俄国史和世界史中早已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考证过的历史现象。А.И.库普里亚诺夫、Е.Ю.祖布科娃等史学家在给这类书籍定义时引入了一个特殊术语——“历史文献中的修正主义倾向”[14]。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修正主义”文学,因为修正主义文学一定要修正自己曾经的观点,Н.沙赫玛戈诺夫等人的目的是在缺乏优质历史科普文献的情况下获得好处,应该属于历史投机分子。

[5] 陈启能:《列宾娜谈后现代之后的历史学》,载于《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141页。

(作者邢媛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006)

在开始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之前,先要研究过去和现在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史学家。因此,我们在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史学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史学研究的各个阶段和领域,历史学家追求真理的愿望反映在他对史料的鉴别上、对史事的解释上、对历史的评价上。[5]苏联解体后,国家取消在意识形态上的严格控制——书刊审查制度,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发表观点,但取消这种制度后社会上随即出现大混乱。对于那些有责任感、对待科学认真的历史学家来说,虽然不受审查制度制约,但内心有一个标准,取消限制更利于他们创造出新成果。对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经过真理检验和多方面考证,甚至是歪曲史实。П.К.格列奇科把该时期具有“明显民主倾向”的历史学形容为“历史的无法无天”。С.В.秋秋金承认这一时期是革命时期的同时写道:“因为所有‘闸门’开放,甚至‘从上面’感觉到压力,所以开始了‘真正带有极度激进主义的、失败的思想革命’,围绕历史学出现了许多肮脏言论和见风使舵的低劣作品。有些历史学家处于麻木和震惊状态之中,另一些又过度超前。”[6] 这些言论深刻体现出作者本人和所言对象在这一革命洪流中的立场。苏联解体、社会动荡让许多历史学家面对骤变的自身环境产生了各种程度的不稳定感。作为对急剧变化的自身存在环境的一种反应,俄罗斯史学家们表现出不同态度,对事件的评价也各异。

[3] Пихоя Р.Г. Была л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стране в конце ⅩⅩ в.? //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вектор перемен.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конф.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М.,2007.Т.Ⅰ.С.54.

[2] Гречко П.К. О сознании,истине и лжи в истории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философия·.1993. №1.С.84.

[29] См.Хорос В.Г.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М.,1994.

[17] Д.А.Дедков Н.И.Как я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 установил,или Смею утверждать:О книге Д.А.Волкогонова·Ленин·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АИРО.М.,1996.С.115.

[15] 苏联历史教学中的线性系统(линейная система)是指九年制义务教育过程中,历史被列为每学期考试的必修科目,以记忆为学习方法,按时间顺序去掌握历史知识。同心系统(концентр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首先取消了历史作为中小学学期必考科目,取而代之的则是在高中等教育初期学生必须提交过去义务教育中所掌握历史知识的全面的研究报告,以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目的。俄罗斯历史教育界在这一时期爆发过“线性系统”与“同心系统”的大争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Е.Е.维亚瑞蒙斯基的论文《线性或同心》(载于《历史》1993年第二期) (Е.Е.Вяземского,Линейность или концентры,·История·, №2/1993) 。

[12] Так.же.С.106.

[20] Мамонов В.Ф,фортсман Г.В.В Вольтерах некто Верт //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ун-та.1993.№2.С.8.

20世纪90年代初期,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领域开始出现巨大变化,俄罗斯新政府着手对档案系统进行新的调整与重组。1991年8月19-21日事变刚过的8月24日,Б.Н.叶利钦发布有关俄联邦档案安排的重要命令,宣布停止销毁档案文件。从此,苏共和克格勃的档案移交俄罗斯档案机构并由后者管理;以中央档案馆为基础成立俄当代历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地方档案馆的资料和克格勃的部分资料都转交国家保存;在十月革命国家中央档案馆和苏联中央档案馆基础上设立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共分立17个档案馆和文件保存中心,包括:历史文件收藏中心(过去的“特殊”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过去的国民经济档案馆)、青年组织文件保存中心(过去的共青团档案馆)等。[9]因为苏联时期图书馆的所谓专库是根据书刊检查机构的意见存放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国内外著作的,俄罗斯档案开放得到法律肯定之后,专库部分解禁,学界出现了许多以专库档案为研究基础的专家。地方上也随之同步重建档案系统。这一时期,解密档案文件的工作稳步进行。1991年9月6日,俄罗斯最高委员会主席团制定决议成立临时代表委员会,由 “民主俄罗斯”领袖Л.波诺马列夫和Г.雅库宁领导。临时代表委员会在总统直接管辖下以议会形式研究国家巨变的原因和状况,是有义务领导俄境内所有国家和社会团体、有义务为委员们提供必要研究文件和信息的唯一机构。1991年9月底,该委员会接手苏共委员会掌管马列主义研究所中央党务档案馆,在遵守文件保存制度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将其广泛宣传给大众的可行性。由于俄罗斯新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大部分文件都被去除保密图章,以保证研究者能够顺利获得。1993年7月7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档案资源和档案馆的立法基础》号召文献收藏家积极公布私藏,为改革国内档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依靠Дж.索罗斯资助,俄罗斯在教育改革中着力推进“改革俄罗斯的人文教育”计划,其主要目标是研究民主社会中俄罗斯和世界文化的价值,并以此为导向编写可供选择的教材和参考书。在此需求之下,俄罗斯自1994年起出版诸多立足于文明方法看待和评析历史的教材,其作者试图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观点看待俄罗斯历史。И.Н.约诺夫从现代文明自由主义价值的角度提出了俄罗斯国粹问题。[28]В.Г.霍罗斯试图在现代化世界进程背景下观察俄罗斯历史,并在与其他文明比较中描写俄罗斯历史。[29]Л.И.谢蔑尼科娃指出了俄罗斯在世界文明社会中的特殊性。[30]

[13] Н.沙赫玛戈诺夫、М.阿特日耶夫、Э.拉特津斯基三人都是苏联畅销书作家。参见Э.Радзинский.Последняя из дома Романовых: Повести в диалогах. М.: СП ·Вся Москва·;М.Аджиев. Европа. Тюрки. Великая Степь.М.: ·Мысль·, 1998.;Н.Шахмагонов. Дорога к земным звёздам.М.: ·Мысль·, 1999.

[33] Под ред. Васьковского.О.А.,Тартышного.А.Т..Выбор пут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861-1938 гг. Урал. гос. эконом. ун-та : ПИПП.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2.С.6

[25] См.Афанасьев Ю.Н. Крат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 //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РГГУ.М.,1996.С.569.

苏联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填补意识形态空缺的必要性促使史学家借鉴并开创了“多元论”和“文明分析法”。这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模式此时尚处于被宣扬和鼓励实践的初级阶段,无不透视出对“苏联时期”想往与怀旧的特殊历史烙印。一贯坚持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的俄罗斯学者Н.И.斯模棱斯基在1993年的《历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一文中曾强烈呼吁,“回到一系列理论立场的真正实质上去,以对抗国内史学已经确认和已经成为官方意见的解释”[37]。因此,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本身受到冲击,其在苏联时期的创造性成果也同样受到大范围质疑,但这仅仅是危机的内容和结果而并非原因。普京于2016年1月25日出席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上也表示,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只是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实践远离了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史学革命不仅源于此时国家机制的危机,更是构建新俄罗斯的现实需要,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因为历史学比自然科学更受制于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状况。

档案解密后,俄罗斯档案部门开始出版一系列档案文献。为更广泛服务于文献出版,自1992年起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委员会恢复出版《历史档案》杂志(根据1962年11月13日制定的《苏共委员会秘书处决议》,该杂志曾被禁止发行)。1993年该杂志划归《祖国》杂志所属并开始编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通报》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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